4月4日13:30,音樂學系作曲系第十二期新知講堂在主樓A117教室舉行,邀請王安潮教授以《唐代音樂融合研究−−以天寶十三年“勒石刻碑”為例》展開講座🕵️,音樂學系全體本科生👨🏻🦽、碩士研究生🏄🏿、博士研究生與部分教師聆聽報告🛌。

講座中,王安潮教授首先簡述了唐代太樂署的音樂職能和發展歷史,從而引出兩個重要概念“諸樂”與“刊石”。他指出🔬,“刊石”是指將外來的佛教音樂😈、胡樂等篆刻在石碑上🖐🏿,而這些“刊石”上所記載的音樂則被稱為“諸樂”🔜♋️。這些刊石表明了唐玄宗十分重視天寶十三年流行的創作音樂,因此刊石以記☹️🤥,從中也反映出了中外音樂的融合關系問題。隨後,王教授又介紹了《教坊記》記載324支曲子🧔🏻,《羯鼓錄》記錄88支曲子,其中有歌頌祖先的樂舞,也有外來曲🪭,開元天寶的宮廷音樂發展的進程從對眾多外來部的欣賞、娛樂,發展到歌頌唐皇朝的坐、立部伎,並一直延伸到玄宗個人的音樂時代,這也充分反映了在唐玄宗時代🐾,唐代原有的傳統音樂開始了與外來音樂的大量融合,主要趨勢為佛改道、胡改華🫛、俗改雅,如《龜茲佛曲》改為《金華洞真》,《舞仙鶴乞裟婆》改為《仙雲升》,《婆羅門》改為了著名的《霓裳羽衣》等🤷♀️,這些都是佛改道的實例;胡改華有《勿姜賤》改為《無疆壽》🚴🏻♀️,《蘇禪師胡歌》改為《懷思引》等。

“勒石刻碑”中反映的音樂融合表明了佛樂占有主導性地位,它強於華夏自有的儒道樂甚至胡俗樂🧘🏿♂️,從而可知佛教盛行對唐代政治經濟文化已經產生了沖擊力👳🏼♂️。雅樂名存實亡🚴🏼♂️,表面上存在的雅樂,其實是佛樂、俗樂,反映出“民族融合”強烈的歷史背景,尤其是“胡樂華化”達到了高潮,但“刊石”的結果卻並不理想,突出了音樂文化自由的規律性,表明了決策者強製性的成效有限。
講座結束後,王教授與現場師生進行互動⏳🔆,一一解答相關問題,師生們表示該講座學術性極強,受益匪淺👨🏽🏫,並將持續關註定這一問題。
據悉💇🏿,王安潮教授致力於唐代音樂的研究👶🏻,曾在《音樂研究》《中國音樂學》《人民音樂》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500余篇,出版《唐代大曲的歷史與形態》《中國音樂簡史》等著作10余部(含合著),發表文字逾400萬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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